提要: 中国传统日记可以溯源至西汉时期, 但具有非私人化的特点; 私人化日记至宋代才有明确的文献证据。清代特别是晚清, 日记内容丰富、 体式完备、 数量庞大, 是传统日记发展的集大成时期。日记具有百科全书性质, 标准不同, 分类自异。从功能论角度, 日记可分为史鉴论、 积微论、 生命论三种类型。史鉴论、 积微论影响下的日记, 大体可视作一种公共书写, 生命论影响下的日记, 虽然重在私人生命感受和过程的记录, 但不排斥其中的公共成分。传统日记无论从源头还是其发展流变看,都非一个 “私” 字所能涵括。
关键词: 日记 源起 发展 类型
提起日记, 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写给自己看的、 私密而随意的每日生活记录。为了维护这种私密性, 据说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曾弄过两个版本的日记, 一本写给自己, 另一本糊弄妻子。但是中国古代的日记并不完全如此, 私密性往往并非第一考虑要素, 相反, 许多公开传世之作皆来自日记, 其中原因, 需要从源头说起。
一、 日记的源起
日记作为一种文献类型和书写方式, 在中国拥有悠久的传统。不过, 学者对中国日记的起源有不同看法。
有的认为殷墟甲骨卜辞即为日记之滥觞, 但卜辞只是巫史的占卜记录, 将其视为日记太过勉强。
有的认为 《春秋》 逐日记事, 可视为日记源起, 但 《春秋》 系国家大事之公共写作, 与写给自己的日记仍不相同。
有的认为秦代的历谱中已经出现记事性文字, 如 20 世纪 90 年代出土于湖北省荆州市周家台 30 号秦墓竹简秦始皇三十四年 (前 213)、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历谱, 但记事过于简易, 以记载最完整、 最详尽的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而论, 全年十三个月 (包括闰九月), 有记事者不足五十日, 且多只有二三字, 还难以视为严格的日记。
有的认为 “西汉宣帝时平民王世奉墓葬, 棺内保存了十余件木牍, 系具有年月日之简单日记” （陈左高 《历代日记论丛》, 上海: 上海画报出版社, 2004 年, 第 1 页。）, 但墓主生前可能为广陵王宫内官吏, 木牍内容也不像私人日记, 更像工作记录。
有的认为西汉成帝元延二年 (前 11) 的师饶竹简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汉代实用日记。这批竹简系 1993 年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汉墓 6 号墓出土, 共 28 枚, 为墓主人师饶生前记事所用, 内容除记录师氏何时出发、 至何地住宿以及其他公私事务外, 还载有元延二年四季始止、 天气暖热、 阴晴风雨等气象变化, 因此被整理者直接题名为 《元延二年日记》。但是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公布, 类似 “日记” 的时间不断被提前, 如陈伟、 熊北生主编 《睡虎地西汉简牍· 质日》 (中西书局, 2023 年) 整理了从西汉文帝前元十年 (前 170) 至后元七年 (前157) 一位 “越人” 小吏连续 14 年的质日 (即以历表为基础, 记写公私事务的简牍文献), 其内容类于 《元延二年日记》。荆州博物馆编 《张家山汉墓竹简 〔三三六号墓〕 》 (文物出版社, 2022 年) 所载 《七年质日》 ( 《汉文帝前元七年历谱》 ), 少数历日下亦记有天象、 节令及私人事项。
整理者对此类文献有 “视日” “历谱” “ 质日” “ 日记” 等不同命名, 反映出学界对其类型判断还不一致, 但不可否认的是, 它们已初步具备了日记的基本形态。不过, 它们的记载皆与官府官吏日常公务活动有关, 性质更近于档案性文书, 与后世私人日记仍有所区别。
有的认为日记始于东汉马第伯的 《封禅仪记》, 如俞樾 《日本竹添井井 〈栈云峡雨日记〉序》 云: “文章家排日纪行, 始于东汉马第伯 《封禅仪记》 ……然止记登岱一事耳。” （俞樾 《春在堂杂文》 “续编三”, 清 《春在堂全书》 本, 第 15b—16a 叶。）不过俞樾做了限制, 认为纪行类日记才始于 《封禅仪记》。
有的认为日记始于唐代李翱的 《来南录》, 薛福成 《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 凡例》: “日记及纪程诸书, 权舆于李习之 《来南录》。” （顾宏义、 李文整理标校 《宋代日记丛编· 前言》,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3 年, 第 7 页。）但 《来南录》 不足千字, 记录元和四年 (809)正月己丑至六月癸未作者自东都洛阳赴广州幕府的行程, 可谓简略。而且无论 《封禅仪记》还是 《来南录》, 皆是主题单一的行程日记, 与现代意义上任意书写或无所不写的私人日记仍有较大不同。
降及宋代, 日记写作出现了明显变化。一是 “日记” 作为一种文体之名开始正式使用,如北宋赵抃的 《赵清献御试日记》即为现存最早以 “日记” 命名的较为完整的日记, 记录了宋仁宗嘉祐六年 (1061) 殿试之机构、 考官设置以及考试内容、 程序。二是与宋以前日记皆千字以下的短制不同, 北宋日记已颇多长篇巨制, 如司马光、 王安石、 吕惠卿、 曾布等人的政事日记均规模不小。三是内容多样化, 周煇 《清波杂志》 载北宋 “元祐诸公皆有日记, 凡 〔榻〕前奏对语, 及朝廷政事、 所历官簿、 一时人材贤否, 书之惟详。向于吕申公之后大虬家得曾文肃子宣日记数巨帙, 虽私家交际及婴孩疾病、 治疗医药, 纤悉毋遗” （周煇 《清波杂志校注》 卷六, 刘永翔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年, 第 238 页。）。可见曾布 (字子宣,谥文肃) 的日记是事无巨细且公私兼写的。即使是纪行类日记, 其内容也较前丰富, 欧阳修《于役志》 就被明人贺复徵在 《文章辨体汇选》 赞为: “日记者, 逐日所书, 随意命笔, 正以琐屑毕备为妙, 始于欧公 《于役志》。” （贺复徵辑 《文章辨体汇选》 卷六百三十九, 清文渊阁 《四库全书》 本, 第 1a 叶。）但因其多载友辈会饮, 又被明代王慎中讥为 “酒肉账簿”。《于役志》 不足二千字, 贺氏认为其 “琐屑毕备” 甚至是日记之始, 明显过誉。不过欧阳修一代文宗, 下启了一批宋代官员赴任旅行日记, 如郑刚中 《西征道里记》、 陆游 《入蜀记》 等。
目前完整流传且符合现代私人日记私密性、 随意性、 博杂性特点的宋人日记是黄庭坚的《宜州乙酉家乘》, 记录了宋徽宗崇宁四年 (1105) 正月初一至八月二十九日黄氏在宜州的私人交游与生活, 格式为先书时日, 次记阴晴, 后写事实, 内容也是对日常生活的随意记录。如:
四月十五日壬午: 晴。予病暴下, 不能兴。
十九日丙戌: 晴。普义寨寄粟米、 山蓣。
二十日丁亥: 晴。沙监王稷寄朱砂及猿皮。 （顾宏义、 李文整理标校 《宋代日记丛编· 宜州乙酉家乘》,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3 年, 第 590 页。）
无论格式、 内容, 皆与今天私人化日记颇为相近, 而且命名 “家乘” (家事之谓), 私人化指向也很明显, 杨庆存称其为 “中国古代传世的第一部私人日记” （杨庆存 《中国古代传世的第一部私人日记———论黄庭坚 〈宜州乙酉家乘〉 》, 《理论学刊》 1991 年第 6 期。）, 无疑是有道理的。
综上可知, 中国古代日记起源至少可以追溯至西汉, 起初便具有非私人化的特点; 至于私人化日记的源头, 则迟至宋代才有明确的文献证据。
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
二、 日记的发展
宋代的名公巨卿虽多有日记, 遗憾的是存世数量不夥。元代国祚较短, 且不重视文化, 日记数量较少。然郭畀 《云山日记》 记载至大元年 (1308) 八月二十七日至次年十月三十日, 自己在镇江、 杭州时的生活见闻, 包括官场人事、 书画品鉴、 人情风俗、 市井烟火、 名胜古迹等, 内容颇为丰富, 值得重视。
日记在明代得到长足发展, 日本学者玉井幸助的 《 日记文学概说》 ( 日本目黑书店,1945 年) 统计了 90 种左右的明人日记, 较之前代, 无论数量、 规模还是类型都有较大拓展。比如金幼孜 《 北征录》 《 后北征录》 、 杨一清 《 西征日录》 , 以记录军事战争为主; 文震孟 《文文肃公日记》 、 朱祖文 《 北行日谱》 , 以记录时政为主; 王穉登 《 客越志》《荆溪疏》 、 岳和声 《后骖鸾录》 、 徐弘祖 《 徐霞客游记》 , 以记游为主; 李日华 《 味水轩日记》 以书画鉴赏为主; 祁彪佳 《 祁忠敏公日记》 则有关时政、 隐居、 交游、 慈善、 藏书、 宴饮、 唱和、 园林、 戏曲以及家庭琐事等均有记载, 是明代记事最为丰富的一部士大夫私人日记。其中 《徐霞客游记》 《 味水轩日记》 《 祁忠敏公日记》 体制都有数十万字, 且文笔生动可读, 堪称杰构。值得注意的是, 明人开始有意识地对日记的文类特点做总结和探讨, 贺复徵 《文章辨体汇选》 卷六三九列有 “ 日记类” , 并提出日记具有 “ 逐日所书, 随意命笔” “琐屑毕备” 等特点; 萧士玮 《 南归日录序》 认为日记应该 “ 随笔所到, 如空中之雨, 大小萧散, 出于自然” （陆游 《入蜀记校注》 “附录” , 蒋方校注,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第 247 页。按萧氏之喻, 实本于宋释惠洪《题黄龙南和尚手抄后一》 : “建中靖国元年春, 修水祖超然出云庵所蓄此书为示, 点画奇劲, 如空中之雨, 小大萧散, 出于自然。” (曾枣庄、 刘琳主编 《全宋文》 卷三百十八,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年, 第 140册, 第 143 页) ）, 这反映出日记作为一种文类的价值已经得到了明人的重视和承认。
清代是传统日记的全面繁荣期, 现存大量日记主要产生于清代。《中国古籍总目》 著录清前中期现存日记近 100 种, 道光之后现存日记 600 多种, 其实远不止此数,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 仅道光以降至五四运动之前, 就至少有 1100 多位人物留下日记。清代日记类型更加多样, 时政、 军事、 治学、 科举、 游记、 艺术、 日常生活之外, 还有采硫、 运铅、 漕行等专门日记; 而规制更为巨大, 长达数十年、 上百万字的日记也屡见不鲜, 如翁心存 ( 1791—1862) 、 管庭芬 ( 1797—1880) 、 何兆灜 ( 1809—1890) 、 曾国藩 ( 1811—1872) 、 杜凤治(1814—1883) 、 郭嵩焘 ( 1818—1891) 、 柳兆薰 ( 1819—1890) 、 李慈铭 ( 1830—1894) 、翁同龢 ( 1830—1904 ) 、 赵 烈 文 ( 1832—1894 ) 、 谭 献 ( 1832—1901 ) 、 王 闿 运 ( 1833—1916) 、 萧 穆 ( 1835—1904 ) 、 薛 福 成 ( 1838—1894 ) 、 缪 荃 孙 ( 1844—1919 ) 、 袁 昶 (1846—1900) 、 叶昌炽 ( 1849—1917) 、 皮锡瑞 ( 1850—1908) 、 张棡 ( 1851—1933) 、 余肇康 ( 1854—1930 ) 、 郑 孝 胥 ( 1860—1938 ) 、 王 继 香 ( 1860—1925 ) 、 恽 毓 鼎 ( 1862—1917) 、 徐兆玮 ( 1867—1940) 、 黄秉义 ( 1874—1926) 、 蒋维乔 ( 1873—1958) 、 刘承幹(1881—1963) 等人日记皆足此数。被称为 “晚清四大日记” 的 《翁同龢日记》 《越缦堂日记》 《湘绮楼日记》 《缘督庐日记》 , 篇幅亦皆在百万字以上。其中 《杜凤治日记》 、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以及 《余肇康日记》 、 《徐兆玮日记》 、 刘承幹 《求恕斋日记》 更达到了三百万字以上。
清代日记作者的身份较之前代更加多样, 官员、 士子、 遗民、 乡绅、 布衣、 商人、 学生、乃至家庭女性等都留有日记。尤其是旗人日记, 为清代日记之特殊现象, 有日记者竟达上百人之多。如满八旗的曾寿 ( 康熙间武官)、 允礼 ( 1697—1738)、 英和 ( 1771—1840)、 斌良 (1784—1847)、 敬 征 ( 1785—1851 )、 慧 成 ( 1798—1864 )、 奕 赓 ( 1809—1848 )、 穆 齐 贤 (1801—?)、 景 廉 ( 1823—1885 )、 额 勒 和 布 ( 1826—1900 )、 奕 ( 1840—1890 )、 祥 麟(1843—1906)、 文治 (1849—1910)、 恩光 (1851—?)、 那桐 (1856—1925)、 绍英 (1861—1925)、 那 晋 ( 1864—1928 )、 豫 敬 ( 1865—1938?)、 载 泽 ( 1868—1930 )、 宝 熙 ( 1868—1942)、 载沣 (1883—1951), 蒙八旗的柏葰 (1795—1859)、 托浑布 (1799—1843)、 倭什讷 (1801—1852)、 倭仁 (1804—1871)、 花沙纳 (1806—1859)、 沙克都林扎布 (1842—1897)、有泰 (1844—1910)、 锡珍 (1847—1889)、 荣庆 (1859—1916), 汉八旗的斌椿 (1803—?)、尚昌懋 (1828—1892)、 张德彝 (1847—1919)、 李家驹 (1871—1938)、 左霈 (1875—1936) 等。除曾寿、 穆齐贤等极少数人的日记系满文书写外, 其他旗人日记均以汉文书写, 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和文化向心力。
另外, 日记在清代的别称也最为丰富: 日历、 日录、 日钞、 日札、 日注、 日笺、 日纂、 日谱、 日识、 日志、 小乘、 小钞、 小录、 游录、 密记、 笔记、 游记、 客记、 征记、 琐记、 载笔、笔略、 纪略、 纪程、 纪事、 纪闻、 路程、 云烟、 记事珠……既反映出日记这一体式的灵活性, 也反映出清人对日记认识的不断深化。
总之, 清代日记特别是晚清日记, 内容最为丰富、 体式最为完备、 数量最为庞大, 堪称日记的集大成时期, 可以视作传统日记的辉煌典范。
张剑 整理《翁心存日记》
中华书局，2011年
三、 日记的类型
日记内容无所不包、 具有百科全书性质, 因此着眼点不同, 分类也随之不同。
有的从私人化角度做最简单的两分法, 如阿英 ( 钱谦吾) 《 语体日记文作法》 ( 上海南强书局, 1932 年) 将日记分作 “纯粹的关于个人的日记” 和 “ 具有社会的意义的非个人生活的日记” 。有的主要根据日记作者身份去划分, 如孔祥吉 《 清人日记琐谈》 ( 收入其 《清人日记研究》 一书) 就将日记分为重要政治人物日记、 学者型日记、 一般文人日记三种。有的主要依据日记内容去划分, 如冯尔康在 《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 ( 商务印书馆, 2000 年) , 将清代日记归纳为生平日记、 学术日记、 差事日记和其他日记 ( 如旅行日记) 四类。有的主要从日记真实性的角度去划分, 如罗以民在 《 日记与史学》 中把日记划分为六类: 一是写给自己看的, 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 二是写给别人看的, 如李慈铭日记; 三是开始写给自己看, 又准备死后留给别人看的, 如周作人日记; 四是完全伪造的日记, 如 《希特勒日记》 ; 五是真假参半者, 如袁世凯 《 戊戌日记》 ( 一说张一麐代笔) ; 六是特定时代的违心日记和伪日记 （罗以民 《日记与史学》, 《书屋》 2002 年第 12 期。）。
邹振环在 《日记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 （邹振环 《日记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 , 《复旦史学集刊》 第 1 辑 《古代中国: 传统与变革》 ,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 ）一文中则兼顾形式与内容, 将中国的日记文献分为十四类: 记事备忘日记、 工作日记、 学术考据日记、 宗教人生日记、 游历探险日记、 使行日记、 志感抒情日记、 文艺日记、 战难日记、 科学日记、 家庭妇女日记、 学生日记、 囚亡日记、 外人在华日记。尽管分类已较细致, 但他最后也表示, 文献的分类总难完全合理, 多数日记都是复合型的。
笔者则倾向从功能论的角度对传统日记予以分类。因为纠缠于形式与内容, 往往难以回避复合交叉的问题; 纠结于日记是否真实, 往往忽略这一带有现代人道德标准和隐私观性质的命题, 是在 “五四” 之后才有更大的讨论价值 (即便是被鲁迅诟病为不见其心的李慈铭日记, 也非完全写给别人看的)。与其这样, 不如讨论古人为什么写作日记以及赋予日记何种功效,或许能够更好地把握传统日记的特质。从功能论出发, 我们可以大致将传统日记分作史鉴论、积微论、 生命论三种类型。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
商务印书馆，1927年
一是史鉴论, 视日记为记录对时代和社会有用之事的借镜, “外王” 是其或隐或显的目的。中国重以古鉴今, 故史官文化发达, 史官们多如刘向 《新序· 杂事一》 引周舍所言: “愿为谔谔之臣, 墨笔操牍, 随君之后, 司君之过而书之, 日有记也…… ” （刘向编著 《新序校释》 卷一 《杂事》, 石光瑛校释, 陈新整理,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年, 第 79 页。）其要皆在留存当时施政的事实, 以史为鉴。故有历朝国史, 亦有记载帝王言行的实录、 起居注, 更多各级官员的工作日志、 日录等。而带有工作记录性质的官员日记, 也形式多样, 以宋代为例, 有王安石 《熙宁日录》、 曾布 《曾公遗录》 这样的宰执大臣参政日记, 有赵抃 《赵清献御试日记》 这样的科举日记, 还有欧阳修 《于役志》、 郑刚中 《西征道里记》、 陆游 《入蜀记》 这样的公务赴任日记以及楼钥 《北行日录》 这样的出使日记。虽然皆系个人所写的日记, 却与公务紧密相连,有用于世的用心不言而喻。即使被讽刺为 “酒肉帐簿” 的 《于役志》, 王慎中也说其 “亦见史笔” （顾宏义、 李文整理标校 《宋代日记丛编· 于役志· 附录》,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3 年, 第 21 页。）, 因为 “于役” 二字就来自 《诗经· 君子于役》, 而 《毛诗注疏》 称此诗主旨为: “刺平王也。君子行役无期度, 大夫思其危难以风焉。” （朱熹集撰 《诗集传· 诗序辨说》, 赵长征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年, 第 28 页。）
二是积微论, 视日记为个人道德、 修身、 著述之积累, “内圣” 是其或隐或显的目的。古代日记的一大宗是读书日记和修身日记, 作者每日记载自己读书和修养的收获, 多录前人嘉言懿行, 考经研史, 三省吾身。《荀子· 强国篇》 云: “积微, 月不胜日, 时不胜月, 岁不胜时……故善日者王, 善时者霸, 补漏者危, 大荒者亡。故王者敬日, 霸者敬时。” （王先谦 《荀子集解》 卷十一, 沈啸寰、 王星贤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年, 第 304 页。）说明先秦时期人们已很注意见微知著、 积少成多的功效。现存不少读书日记、 修身日记, 虽冠以“日记” 之名, 但是没有时间信息, 往往聚类成之。考镜其源, 实则多数本是有时间信息的日记体, 后来著者欲成一家之言予以刊布时, 就从日记中将相关内容按类摘取出来, 这时的时间信息已经无关紧要, 故多删落之, 使史部性质的日记变为子部性质的日记。如马赓良为清代学者谭献 《复堂日记》 所作序言: “古人札记之书, 多不时次… … 仁和谭仲修先生撰《复堂类集》 如干种, 一种六卷曰 《 日记》 , 则札记之书也… … 日记者, 盖积日成卷名之也。” （谭献 《谭献日记· 复堂日记》, 范旭仑、 牟晓朋整理,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年, 第 3 页。）现在流行的 《复堂日记》 刻本, 即是基本无具体日期信息的学术札记, 约二十馀万字, 但是其按日记事的稿本日记却有百馀万字, 刻本的内容正是从稿本日记中摘录、 编选、删改而成的。当然, 也有将平时积累的读书心得另外成册, 不写入每天日记, 但最后成书时仍名为日记者。如何元锡编次钱大昕 《竹汀先生日记钞》 , 何跋云: “嘉定钱竹汀先生主讲吴郡之紫阳书院… …所见古本书籍、 金石文字, 皆随手记录, 穷源究委, 反复考证, 于行款格式, 纤悉备载, 盖古人日记之意也。” （钱大昕 《潜研堂文集· 前言》, 陈文和主编,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6 年, 第 25 页。）这正是取日积月累、 “积日成卷” 之意, 有无具体时间信息倒在其次了。
谭献《复堂日记》，清光绪刻半厂丛书本
三是生命论, 视日记为私人生命留念的记录。如前所述, 宋代已经出现了 《宜州乙酉家乘》 这样私人化的日记, 此类日记主要是想为作为生命个体的自己所经历的一切, 包括公私活动和闻见思想等, 留下岁月的痕迹。如清代张问陶自序其日记云: “余北马南船, 足迹半天下, 然烟云过眼, 情随事迁, 每于灯窗默坐之馀, 偶一追念旧游, 往往昏如隔世, 以今视昔, 感慨深矣。近自己酉闰夏以来, 订散记一编, 一身之动静喜怒, 逐日记之。家居从略, 出游则琐屑必书。日积月增, 滥如市侩间酒肉账簿。东坡诗云: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余亦恐岁月易迁, 浮踪难定, 聊藉此以留之而已。’ ”（吴庆坻 《蕉廊脞录》 卷五, 张文其、 刘德麟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年, 第 153 页。） 这类日记主题非一, 包容性强, 虽然未必有前两类日记自觉的 “外王” 或 “内圣” 意识, 但与之也无实质性矛盾, 甚至可以将之涵摄 (因为有为于世、 进德修业的我同样是生命的一部分) 。不过, 不同于前两类日记的可以公开传世, 此类日记不以社会意义和价值为标准, 无惧日常生活琐屑, 重在记录反映 “一身之动静喜怒” 的私事, 因此具有较强的私密性。其源于宋代, 实由于多种因素。如科举制带来的个人主动性 (命运不再靠门阀而是靠个人考试能力) , 理学带来的个人精神觉悟, 宋代发达的史学诱发的个人史意识 (如个人修史、 自撰年谱、 作品编年等) , 文学审美的日常生活化等, 共同催生出这种可以与现代私人日记相接轨的书写类型, 故自宋以来, 此类日记蔚为大宗。
行文至此, 有必要认真检视一下日记的定义。史鉴论、 积微论影响下的日记, 大体可视作一种公共书写, 而生命论影响下的日记, 虽然重点在于私人生命感受和过程的记录, 但也不排斥其中的公共成分。传统日记无论从源头还是其发展流变看, 都非一个 “私” 字所能涵括。
文章來源：《传统文化研究》2024年第2期
*注释请参照原文
歡迎關注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公眾號
通訊地址：北京市海淀區頤和園路5號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傳統文化研究》編輯部
投稿郵箱： ggxybgs@pku.edu.cn
發行：北京大學出版社
誠邀學界同仁不吝賜稿，共同推進傳統文化研究，建設未來的中國文化。
编排：张箫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